第二天一早，我出发了。

六点半出门，天刚亮透。街上的店铺大多还没开门，只有早餐摊冒着热气，炸油条的香味飘过半条街。在路边买了两个包子一杯豆浆，边开车边吃，往青平县的方向走。

出城之后路况好了很多。国道两旁是刚返青的麦田，绿茵茵地铺到远处，偶尔有一排白杨树站在路边，树干上刷着白灰，整齐得像列队的士兵。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，春天的风灌进来，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。

开了将近两个小时，才看到青平县的指路牌。

县城不大，主街只有两条，交叉成一个十字。沿街的房子大多是三四层的老楼，外墙贴着白色或米黄色的瓷砖，有些已经脏了，雨水在上面留下一道道灰黑色的痕迹。街上人不多，几个老人坐在路边的台阶上晒太阳，一只黄狗慢悠悠地穿过马路。

把车停在档案馆门口。

是一栋三层的老楼，灰色的水刷石外墙，大门上方挂着一颗褪色的红五星。门口的牌子上写着“青平县档案馆”几个字，漆面有些剥落了。台阶两侧各有一棵松树，修剪得很整齐，但已经有些年头了，树干比碗口还粗。

推门进去。

大厅不大，迎面是一个柜台，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中年男人，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，正在低头看报纸。听见门响，他抬起头来，打量了我一眼。

“你好，”我走过去，“我想查一些资料。”

“查什么？”他把报纸折起来放在一边。

“青平县以前的档案，大概七十年代的。”

“哪方面的？”

我停了一下，还是说出了那个名字：“西望村的。”

他的表情变了。

不是那种很明显的变化——没有瞪大眼睛，没有皱眉，甚至连嘴角的弧度都没有动。但就是有什么东西在他脸上凝固了一下，像是一首歌突然卡住了一个音符。

“西望村？”他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，语气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，“你查那个村子干什么？”

“我家里有人在那边待过，想了解一下情况。”

“待过？”他看着我，“什么人？”

“一个长辈，已经过世了。”

他没接话。他靠在椅背上，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，像是在考虑什么。然后他说：“有介绍信吗？”

“介绍信？”

“单位开的介绍信。”他解释道，“你要查的内部档案，按规定需要单位介绍信，注明查阅目的和范围，经领导签字后才能调阅。”

“我没有单位。”我说，“我是个人来查的。”

“那不好办。”他摇了摇头，“内部档案不对外公开查阅。”

“那需要什么手续才能查？”

“你先去单位开介绍信，然后找我们领导签字，签完字再来找我调档。”他说得很流利，显然这套说辞他已经说过很多遍了。

“领导今天在吗？”

“不在，出差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不一定，可能要下周。”

我知道他在推脱。他的语气和他的表情都在告诉我——他不希望我继续问下去。至于原因，我不知道。也许是他个人的谨慎，也许是别的原因。

但我没有继续追问的理由了。我没有介绍信，没有单位，没有领导签字。我是一个没有任何官方身份的普通市民，按照规定，他确实可以不让我查。

“好的，谢谢。”我点了点头，转身往外走。

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一眼。他正在看着我，目光和我接触的瞬间，他低下头，重新拿起了那份报纸。

我推开门，走出去。

春天的阳光照在台阶上，有些晃眼。我站在门口，眯起眼睛看了看远处灰蒙蒙的天际线，然后走下台阶，上车。

我没有立刻发动引擎。坐在驾驶座上，握着方向盘，看着档案馆那扇玻璃门。透过玻璃，可以看到那个男人还坐在柜台后面，低着头，保持着看报纸的姿势。

我发动了车。

开出县城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刚才那个男人的表情。不是敌意，不是不耐烦——更像是一种警惕。像是一只猫看见陌生人靠近了自己的领地，竖起耳朵，保持距离，随时准备做出反应。

西望村。这个名字在青平县仍然是一个敏感词。三十年了，还有人记得它，还有人不想让别人提起它。

出了县城，路两边又变成了田野。我打开收音机，调到一个音乐台，放着九十年代的老歌，旋律很熟悉，但我叫不出名字。跟着哼了几句，心思却完全不在歌上。

开了大概二十分钟，我注意到后视镜里有一辆黑色的桑塔纳。

它跟在我后面，隔着大概两三百米的距离。我加速，它也加速。我减速，它也减速。我拐进一条岔路，想试试它会不会跟进来——它没有。它径直开过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