考研复试结束后，一切尘埃落定。

温屿安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了我的学校。收到录取通知的那天，他罕见地在群里发了一个烟花的表情。景瑜说“温屿安你居然会用表情了”，温屿安回了一句“偶尔会用”，景瑜说他“进步了”，温屿安没再回。

但我知道他有多高兴。

因为那天晚上他来我学校找我，在校门口等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他一直在笑。不是那种抿着嘴的、含蓄的笑，而是嘴角咧到耳根的那种、毫不掩饰的笑。我认识他快七年了，第一次看到他笑成这样。

“温屿安，你的嘴巴要裂开了。”

“裂就裂吧。”他说。

“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珍惜自己的身体？”

他看了我一眼，笑得更开心了。

那天晚上我们在学校附近的烧烤摊吃东西。他难得地喝了一罐啤酒，喝了两口脸就红了，红得不像话，像一颗熟透的苹果。

“路野舟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以后我们可以一起上课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一起去食堂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一起去图书馆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一起毕业。”

我停下筷子，看着他。

“一起毕业”四个字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对温屿安来说，它的分量很重。他从十岁起就是一个人走在路上，一个人毕业，一个人面对所有的事情。现在他终于不是一个人了。

“温屿安，你喝多了。”

“没有。”他说，但他的眼神已经有些涣散了。

“你脸红了。”

“那是灯光。”

“那是你的脸。”

“灯光的颜色。”

我笑着摇了摇头，伸手把他手里的啤酒罐拿过来，放到自己这边。

“别喝了，再喝要醉了。”

“醉了你会送我回去吗？”

“当然会。”

他靠过来，把头靠在我肩膀上。他的头发蹭着我的脖子，有些痒。他身上有洗衣液的味道和啤酒淡淡的麦芽香。

“路星野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觉得我很幸运。”

“哪里幸运了？”

“杏花林里撞到你的那一下。”他说，声音含混的，像是快要睡着了，“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。”

九月的北京，秋天来了。

温屿安正式成为了我的研究生同学。开学第一天，他站在教学楼门口等我，手里拿着两杯咖啡。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，深蓝色的牛仔裤，头发剪短了一些，看起来比本科的时候精神了很多。

“早。”他把咖啡递给我。

“早。”我接过咖啡，喝了一口，美式，不加糖，他记得我的口味。

我们并肩走进教学楼，阳光从走廊的窗户照进来，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光洁的地板上。他走在我的左边，步子不快不慢，和我的脚步对齐。

“温屿安，你会不会觉得研究生生活跟想象的不太一样？”

“哪里不一样？”

“我以为会很枯燥，但其实……”我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手里的咖啡，“好像也还好。”

他笑了一下，那个笑容很轻，但我捕捉到了。

研究生的生活确实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枯燥。课业压力不小，但因为有他在，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没有那么难熬。

我们一起上课，一起做课题，一起去图书馆。他写论文的速度比我快很多，每次我卡壳的时候，他就会停下来，侧过头看我，问一句“哪里不会”。我指给他看，他看一会儿，然后给出一个思路或者建议，逻辑清晰得像一台精密的计算机。

“你以后应该去当老师。”有一次我对他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很会教人。”

他想了想，说：“教的人是你才会教，换了别人不一定。”

“你这是变相夸我聪明？”

“不是，”他说，“是因为看到你困惑的样子，我就会很努力地想帮你。如果是别人，我可能就没有这个动力。”

我看着他认真的表情，心里软得一塌糊涂。

“温屿安，你这个人啊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你太好了。”

他的耳朵又红了，但他没有低下头躲开，而是看着我，轻声说了一句：“你也好。”

研一的国庆假期，我们回了一趟高中母校。

景瑜和萧煜也回去了，我们四个人约好了一起。母校变化不大，教学楼还是那栋教学楼，操场还是那个操场，只有杏花林比以前茂盛了一些，树冠大了不少，枝丫伸展开来，像一把巨大的伞。

我们去的时候，杏花已经谢完了。九月底，只有满树的绿叶，在秋风中哗啦啦地响。但站在那片杏花林前面的时候，我还是想起了高一那年的九月，细雨蒙蒙，一个红着眼睛的少年从林子里冲出来，撞到了我的行李箱。

“温屿安，你当时为什么在杏花林里？”

他沉默了一下，说：“我妈那天打电话说她又结婚了。我在电话里说‘恭喜’，挂了电话就跑到这里来了。”

我没有问他是哭了吗，因为我知道答案是肯定的。

“当时我在想，”他看着那片杏花林，声音很轻，“这个世界上没有人需要我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