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是小孩子写的。是一个成年人写的。一个读了二十多年书、拿到了博士学位、然后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的人写的。他站在这个巷子里，在这扇门前，在深夜，在雨停之后，在路灯亮起来之前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粉笔，在门板上写下这四个字。写完之后，他看了很久。久到粉笔灰从他的指尖飘落，落在青石板路上，被雨水浸湿，变成一小团灰色的、黏糊糊的、像被人吐掉的痰一样的东西。他没有擦掉它。他走了。走的时候，他的布鞋踩在青石板路上，发出“吧嗒吧嗒”的声音。声音在巷子里回荡，像一个人在心痛的时候，心脏泵出的血液撞击血管壁的声音。不是“吧嗒”，是“噗通”。噗通，噗通，噗通。心脏在跳，他在走。走向哪里？走向路的尽头，走向路灯照不到的黑暗，走向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。

我在那扇门前停下来。门是关着的，但不是锁着的。门把手上挂着一把锁，锁是铜的，生锈了，锈到钥匙孔都快被堵住了。没有人会来开这把锁，因为钥匙已经丢了。不是真的丢了，是“不需要了”。门后面不是房间，是“过去”。过去不需要被打开，过去只需要被写在门板上，被粉笔写，被雨水冲，被太阳晒，被风吹，被时间抹去。时间抹不掉，时间只会让它变淡。淡到你看不清“博士又怎样”这几个字，但你隐约知道那里有字。有字就有人来过，有人来过就有故事，有故事就有“脱下长衫”的理由。

我推开了门。不是用手推的，是用身体。我的肩膀抵在门板上，用力往前顶。门轴发出了一声尖锐的、像指甲划过黑板的声音。声音在巷子里来回反射，变成了一道越来越高的、越来越细的、最后消失在天上的回音。回音消失之后，巷子恢复了之前的安静。安静不是没有声音，安静是“只有我一个人”的声音。我的呼吸，我的心跳，我的布鞋踩在青石板上的“吧嗒”声。

门后面是一条更窄的巷子。窄到只够一个人通过。巷子的两侧不是墙，是书。书架从地面一直堆到天花板，书架上塞满了书。书不是新的，是旧的。书脊上的烫金标题已经模糊了，纸张已经发黄了，边角已经卷曲了。书的种类很多——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计算机、文学、历史、哲学。所有学科的都在这里，像一个被压缩了的大学图书馆，塞进了一条窄到只能侧身通过的巷子里。空气里有味道。不是旧书和试卷的味道，是“读不完”的味道。你站在书架前，看着那些书，你想“我什么时候才能读完”。你读不完。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，是因为书太多了。多到你一辈子都读不完，多到你读完了这些还有新的，多到你读到死也读不到“够”的那一天。

巷子的尽头有一张桌子。木头的，深色的，桌面上一盏台灯，台灯是绿色的，灯罩是玻璃的。灯亮着，不是日光灯的白光，是白炽灯的黄光。黄光照在桌面上，照在一摞纸上。纸是A4的，打印的，密密麻麻的字。纸的最上面有一张照片。不是拍立得，是打印的，黑白的。照片上是一个男人，三十出头，戴眼镜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脸上的胡子没有刮干净。他穿着衬衫，不是白的，是灰的。衬衫的领子是皱的，扣子少了一颗，露出里面的白色背心。他在笑。不是开心的笑，是那种“拍照了，笑一个”的笑。嘴角上扬，眼睛没有弯。眼睛里没有光，不是反射的光，是他自己制造的光。那种光只有在一个人已经很久没有笑了、已经忘了笑是什么感觉、但为了不让拍照的人觉得他丧气、硬挤出一个笑的时候，才会出现。光从他的眼睛里射出来，穿过镜头，穿过相纸，穿过时间，穿过这个副本的边界，落在我的眼睛里。

我看到了他。

他不是“范进”，他是“长衫”。他是那个读了博士、毕不了业、因为教授说“你要帮我的儿子写论文、帮我的侄子写论文、帮我一家人写论文”的人。他帮了。一年，两年，三年。帮到自己的论文一个字都没写，帮到教授的儿子的论文发表在了SCI一区，帮到教授的侄子的论文被导师夸“有学术潜力”，帮到教授的一家人都拿到了学位。他没有拿到。不是因为他不够好，是因为教授不需要他拿到。教授需要他“帮”。帮完了，你就没有用了。没有用了，你就该走了。他走了。不是自己走的，是被赶走的。教授说“你的学术水平不够，不适合继续读博”。他拿着退学通知书，站在教学楼门口，看着天。天是灰的，不是阴天的灰，是那种被高楼和高压线和空调外机切割成碎片的、只能在缝隙里看到一小块的、像一块被揉皱的蓝色手帕的灰。他在看灰。灰在看他。灰说“你完了”。他没有完，他还有学历。本科，985学校。他拿着本科文凭去找工作。HR看了他的简历，看了他的本科学校，看了他的专业。然后HR问他“你这几年在做什么”。他说“我在读博，但没有读完”。HR说“哦”。那个“哦”不是“我了解了”，是“你不行”。你读博没读完，说明你能力不够。你在导师那里待了几年什么都没做出来，说明你不适合搞科研。你年龄这么大了还没有工作经验，说明你这个人有问题。你不行。你被淘汰了。

他找了一年。投了八百份简历，面试了四十家公司，拿到了两个offer。一个在郊区，月薪五千，不包吃住。另一个在另一个郊区，月薪四千五，包住不包吃。他算了一下，租房要两千，吃饭要一千五，交通要五百，剩下的钱不够买一件新衬衫。他不想去。不是眼高手低，是“我读了这么多年书，我怎么会只值五千”。他不甘心。他继续找。找了第二年，投了一千二百份简历，面试了二十家公司，拿到了零个offer。HR说“你的学历很好，但你的年龄偏大”。年龄偏大。二十九，偏大。三十，偏大。三十一，偏大。三十二，已经没有公司回他邮件了。他被年龄淘汰了，被学历淘汰了，被“没有工作经验”淘汰了，被“读博没读完”淘汰了。被所有能淘汰他的东西淘汰了。

他放弃了。不是“不找了”，是“不活了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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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他放弃了。不是“不找了”，是“不活了”。这个人是真实的吗？还是副本生成的？不管是真是假，这种人存在。在每个城市，在每个角落，在每个被学历绑架、被导师压榨、被年龄歧视、被社会淘汰的博士身上。他们读了二十多年书，拿了最高学历，然后发现——学历没用。不是学历没用，是“只有学历”没用。你有学历，你没有关系，你没有背景，你没有“导师的一句话”。导师的一句话可以让你的论文发表，也可以让你的学术生涯结束。导师的一句话可以让你毕业，也可以让你退学。导师的一句话可以让你找到工作，也可以让你找不到工作。这个人的导师对他说了什么？他说“帮我儿子写论文”。他写了。写完了他没有用了。没有用了就该走了。他走了。走到哪里？走到这条巷子里，走到这扇门前，走到这张桌子前，走到这盏台灯下。】

【弹幕九千二】

我走到桌子前。台灯的光照在我的手上，我的手是白的，不是苍白，是那种很久没有晒过太阳的白。不是我的白，是他的白。他在这个房间里待了太久，久到皮肤褪色了，久到眼睛对光敏感了，久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说“我想出去”。他没有出去。不是他不想，是他不能。他不能出去，因为他没有钱。没有钱就不能坐车，不能吃饭，不能租房。他睡在哪里？睡在图书馆。图书馆关门了睡在哪里？睡在24小时便利店。便利店的店员会赶他走，因为他没有买东西。他站在便利店门口，看着里面的关东煮。关东煮在热汤里翻滚，冒着白色的蒸汽。蒸汽是热的，热是“活着”的感觉。他感觉到了活着。不是因为他吃了关东煮，是因为他没有吃。他没有吃，所以他还饿着。饿着是活着的证明。死了就不会饿了。他还饿着，他还活着。

他活着的最后一个月，每天只吃一顿饭。一碗白米饭，一碟咸菜，一杯白开水。米饭是硬的，咸菜是咸的，水是没有味道的。他把米饭泡在水里，泡软了再吃。不是因为牙不好，是因为胃不好。长期的饥饿让他的胃萎缩了，装不下硬的东西。他只能吃软的，吃流食，吃那些不需要咀嚼就能咽下去的东西。他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，牙齿没有工作。牙齿闲置了，牙龈开始萎缩，牙根开始暴露，牙齿开始松动。他刷牙的时候，牙刷上都是血。不是牙龈出血，是牙齿在说“你快死了”。

他没有死。他还在呼吸，还在心跳，还在吃米饭泡水。他在等什么？等一个电话。等一封邮件。等一个人对他说“你来吧，我这里有一个位置”。电话没有响，邮件没有来，没有人对他说“你来吧”。所有的门都关上了。不是锁着的，是“没有门”。没有门就不需要钥匙，不需要钥匙就不需要他。他不需要被需要，他只需要被允许活着。活着需要允许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活着不需要允许，但“像样地活着”需要。你有工作，你才能像样地活着。你没有工作，你就不像样。不像样的人不配活着。不是“不配”，是“不被允许”。社会不允许你活着，因为你没有贡献。你没有贡献，你就是负担。你是一个读了二十多年书、花了国家那么多资源、最后什么都没有做出来的负担。你是负担，你应该消失。你消失了，资源就可以给别人。别人会做得比你好，别人会毕业，别人会找到工作，别人会纳税，别人会为社会做贡献。你不行。你不行你就应该消失。

他消失了。不是“消失”，是“死了”。饿死的。不是没有东西吃，是没有钱买吃的。他可以去领救济，但他不知道。他可以去乞讨，但他不愿意。他可以去送外卖，但他觉得“我一个985博士，我怎么去送外卖”。他不是看不起送外卖，他是看不起自己。读了这么多年书，最后去送外卖，他对不起父母，对不起老师，对不起那些年每天凌晨两点才睡的夜晚，对不起那些被咖啡和浓茶烧坏的胃，对不起那些因为久坐而变形的脊椎，对不起那些被眼镜片压出印子的鼻梁。他不能去送外卖。他去送外卖，这些“对不起”就没有意义了。他不能让他们没有意义。所以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——不吃了。不吃就不会饿，不饿就不会去想“我怎么会变成这样”。不想就不会痛苦，不痛苦就可以安静地死去。

死去。不是“死”，是“去”。去了一个没有考试、没有论文、没有导师、没有年龄歧视、没有“你不行”的地方。他在那个地方会做什么？会读书。不是为了考试，不是为了论文，不是为了学历。是为了“喜欢”。他喜欢读书。他从小就喜欢读书。他读《论语》，读《史记》，读《红楼梦》，读《百年孤独》，读《活着》。他读《活着》的时候哭了。不是因为福贵惨，是因为福贵还活着。福贵那么惨都活着，他为什么不想活了？他不知道。他只知道他不想活了。不想活了就不活了。没有人拦他。没有人知道他要死。他死的时候是一个人。在出租屋里，在木板床上，在发黄的被子里。被子是棉的，很薄，薄到能透过被子看到他的身体的轮廓。他的身体很瘦，瘦到肋骨一根一根地凸出来，像一把被打开了一半的扇子。扇子的骨架是白色的，不是骨头，是肋骨。肋骨包裹着他的心脏，心脏还在跳。噗通，噗通，噗通。跳得很慢，比正常人慢。不是心脏坏了，是心脏在省电。它知道主人不需要它跳很久了，它只需要跳到最后一刻。

最后一刻是什么时候？

是他在昏迷中听到隔壁房间有人在放电视。电视里在放一个节目，节目里有一个教授在说话。教授说“现在的年轻人吃不了苦，一点点压力就受不了，我们当年比这苦多了”。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心跳突然快了。从四十到一百二。不是“被刺激了”，是“被看到了”。他被看到了吗？没有。教授不认识他，教授不知道他的故事，教授不是在说他。但他觉得教授在说他。因为教授说的“现在的年轻人”包括他。他是“现在的年轻人”，他吃不了苦，他受不了压力，他不行。他不行，他死了。他死了，没有人知道。他死了，没有人会说是教授杀了他。教授没有杀他，教授只是让他帮忙写论文。教授没有杀他，教授只是在他的论文上签了名。教授没有杀他，教授只是在他的推荐信里写了“该生学术水平一般”。教授没有杀他，教授只是在别的教授问他“这个学生怎么样”的时候，摇了摇头。教授没有杀他。教授只是没有救他。

不救不等于杀。

但结果是一样的。他死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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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他死了。饿死的。不是没有吃的，是不愿意去吃那些“不符合他身份”的饭。他是博士，他不能去送外卖。他是博士，他不能去跑滴滴。他是博士，他不能在路边摊吃一碗八块钱的面。他是博士，他应该坐在办公室里，穿着衬衫，喝着咖啡，被人叫“X博士”。他没有坐到办公室里。他坐在出租屋里，穿着发黄的背心，喝着白开水，被人忘记。他是博士，但他不是“人”。他是“博士”。博士不是人，博士是一个标签。标签被撕掉了，人就没了。】

【弹幕九千四】

我站在桌子前，看着那张照片。照片里的他在笑。嘴角上扬，眼睛没有弯。眼睛里没有光。不是没有光，是光被挡住了。被眼镜片挡住了。眼镜片是凹透镜，凹透镜会把光线发散。发散的光不能聚焦，不能聚焦就不能在视网膜上形成清晰的像。他看不清自己，看不清自己在哪里，看不清自己怎么会变成这样。他只知道他在一个房间里，在一张桌子前，在一盏台灯下。台灯是绿色的，灯罩是玻璃的。玻璃是透明的，但绿色过滤掉了除了绿色以外的所有颜色。光变成了绿色，绿光照在他手上，他的手是绿的。不是尸体的绿，是活人的绿。他还活着。他活着的时候，手是绿的。他死了，手是灰的。灰是“没有颜色”。没有颜色就是不存在。

我从照片旁边拿起那摞纸。第一页是论文，标题是《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识别算法研究》。作者不是他，是教授的儿子的名字。第二页是论文，标题是《神经网络在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应用》。作者不是他，是教授的侄子的名字。第三页，第四页，第五页。每一页的作者都不是他。他写了这么多论文，没有一篇是他的名字。他的名字在哪里？在退学通知书上。“XXX同学，因学术水平不足，予以退学。”他的名字在那张纸上，被打印出来，被盖了章，被存档，被忘记。

我把那摞纸放下。不是放回原处，是放在地上。地是水泥的，灰的，粗糙的。纸放在地上，被灰尘覆盖，被时间遗忘。它会和这间房子一起，被拆除，被清理，被新的建筑覆盖。没有人会记得这里曾经有一个人，在一盏绿色的台灯下，写了一摞又一摞的论文，论文上没有他的名字。

我从口袋里拿出那片花瓣。不是范进副本的那片，是长衫副本的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我的口袋里多了一片花瓣。青色的，和传送时的光一样的颜色。花瓣上有一行字，不是刻的，是印的，像铅字。“脱下长衫”。不是“脱下长衫”这四个字，是“脱下长衫”这个动作。动作不是字，是画面。画面里有一双手，在解盘扣。一颗，两颗，三颗。盘扣是棉线编的，很紧，解不开。手指在发抖，不是因为冷，是因为“脱下”这个动作意味着“承认”。承认我不需要这件长衫，承认我不是读书人，承认我和那些送外卖的、跑滴滴的、打螺丝的人没有区别。我们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人。人不需要长衫，人需要吃饭。吃饭需要钱，钱需要工作，工作需要“你行”。你行不行？他不知道。他只知道他不行。他不行，所以他死了。

我把花瓣放回口袋。口袋里还有其他的东西——镜子，纸条，徽章，钥匙，名片，便签纸，糖纸，M-0421的钥匙，拍立得照片，糖罐子，绿色的纸鹤，范进副本的花瓣。现在是这片青色的花瓣。十五样。不，十六样。还有那支笔。“范进中举·纪念”的笔。笔在我手里，不是口袋里。笔是黑的，笔帽是银色的，笔杆上刻着“范进中举·纪念”。不是“范进中举”，是“范进”。范进不是中举的那个人，范进是每一个穿着长衫、不想脱、不敢脱、脱了之后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人。他们是范进，他们是长衫，他们是那个在巷子里、在门板上、用粉笔写下“博士又怎样”的人。他们是那个在出租屋里、在木板床上、在发黄的被子里、饿死的人。

他们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