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看见了。”
“你看错了。”
沈韫没有再说话,但她的嘴角还是翘着的。
晌午的时候,他们到了一个岔路口。一条路往东南,一条路往东。官道是往东南的那条,私路是往东的那条。萧牧在岔路口停下来,从马背上跳下来,蹲在地上看了看路面。往东的那条路上有车辙印,很新,像是昨天刚走的。往东南的那条路上也有车辙印,但被雪盖住了,看不清楚。
“走哪条?”萧牧问。
沈韫从马上跳下来,走到岔路口,也蹲下来看了看路面。往东的那条路上,车辙印很深,说明走的车很重——可能是商队的货车。往东南的那条路上,车辙印很浅,说明走的车很轻——可能是轻车或者马车。
“走东边。”沈韫说。
“为什么?”
“因为东边的路有商队走过,商队走得慢,我们走得快,天黑之前能追上他们。路上有伴,安全。”
萧牧点了点头,翻身上马。沈韫也上了马,两个人拐上了往东的那条路。
往东的路比官道窄,但路面很平整,两边是连绵的丘陵,丘陵上长满了枯黄的野草,被雪压得东倒西歪。风从东边吹过来,裹着雪粒,打在脸上像细针。沈韫把羊皮袄的领口竖起来,遮住半张脸,只露出一双眼睛。
走了大约一个时辰,前方的路上出现了一串黑点。沈韫眯起眼睛,仔细看了看——是商队。十几辆骡车,排成一条长龙,在雪地上缓缓前行。骡车上堆满了货物,用油布盖着,捆得结结实实。商队的前后都有骑马的护卫,穿着皮袄,腰挎长刀,警惕地看着四周。
萧牧放慢了速度,和商队保持了一段距离。
“不追上去?”沈韫问。
“不追。”萧牧说,“保持距离,安全。太近了,他们以为我们是土匪。太远了,遇事来不及帮忙。这个距离,刚好。”
沈韫看了一眼萧牧,觉得这个人做事很稳。不是那种“什么都想好了”的稳,是那种“见招拆招”的稳——他不预设结果,他只控制过程。过程控制好了,结果自然好。过程控制不好,结果好也是运气。
“萧牧,”沈韫说,“你以前走过私路吗?”
“走过。”
“做生意?”
“不是。押镖。”
沈韫愣了一下:“你押过镖?”
“在镇抚使司之前,我在镖局待过两年。押镖走南闯北,走过很多路。”萧牧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,像是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,但沈韫从这句话里听出了很多东西——萧牧在找到凉州镇抚使之前,不是一个人,他有过去,有经历,有故事。他不是一个凭空冒出来的“萧家遗孤”,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,一个在江湖上摸爬滚打过的人。
“你押镖的时候,遇到过土匪吗?”沈韫问。
“遇到过。”
“怎么处理的?”
萧牧沉默了片刻,然后说了一个字:“打。”
沈韫看着他,忽然觉得这个人很硬。不是那种“嘴上硬”的硬,是那种“骨头硬”的硬。他不会说“我保护你”,他说“打”。他不会说“你放心”,他说“我等你”。他不会说“我会回来的”,他说“你等我回来”。每一个字都硬邦邦的,像石头,但石头不会骗人。
傍晚的时候,商队在一条河边停了下来,开始安营扎寨。萧牧也停了下来,在离商队大约一里地的地方,找了一个背风的位置,生了火。沈韫从马背上解下被褥,铺在地上,坐下来。萧牧从布袋里掏出干饼和水壶,递给她。
“今天吃饼。”他说。
沈韫接过饼,咬了一口。饼是硬的,嚼起来费劲,但她嚼得很慢很仔细。她一边嚼一边看着远处的商队,看着那些人在火光中忙碌,搭帐篷、生火、做饭。
“萧牧,”沈韫说,“你说那些人里,有没有秦鹤亭的人?”
萧牧没有回答,但他的眼睛一直在看商队的方向,目光锐利,像一只鹰。
“不知道。”他说。
“那你为什么还要走这条路?”
“因为每条路上都有秦鹤亭的人。与其躲,不如走。走过去了,就过去了。走不过去,就再说。”
沈韫把最后一口饼塞进嘴里,嚼碎,咽下,站起来。
“我去河边打水。”
萧牧也站了起来:“我陪你去。”
“不用,就在那边,不远。”
萧牧看着她,犹豫了一下,然后点了点头。沈韫拿起水壶,朝河边走去。河水没有完全冻住,中间还有一小股水流在冰层下面流淌,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。她蹲在河边,把水壶浸到水里,水很凉,凉得她手指发麻。
她正打着水,听见身后传来一个声音——
“姑娘,一个人?”
沈韫的心猛地一跳,但没有回头。她把水壶装满,站起来,转过身。
身后站着一个男人,三十多岁,穿着皮袄,腰间挎着刀,脸上有一道疤。不是老谢那种从额头劈到下颌的疤,是小疤,在左颧骨上,像一条蜈蚣。他的眼睛很小,但很亮,像两颗钉子,钉在沈韫的脸上。
“你是谁?”沈韫问。
男人笑了,笑得很假,嘴角翘起来,但眼睛没有笑。
“我是商队的护卫,姓刘。姑娘,你一个人在这里不安全。这附近有狼,前几天还咬死了一个人。”
沈韫看着他,没有接话。
“姑娘,你是从哪里来的?要去哪里?”刘姓男人的目光在她的羊皮袄上转了一圈,在她的布鞋上转了一圈,在她的脸上转了一圈。
“凉州。”沈韫说,“去京城。”
“京城?这么远的路,一个人走?”
“两个人。”
“另一个人呢?”
“在那边。”沈韫朝萧牧的方向看了一眼。
刘姓男人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,看见了远处的火光,看见了火光旁边坐着的萧牧。他的眼神变了一下,然后收回目光,笑了笑。
“那姑娘小心,外面不安全。”
他转身走了,步伐很快,像是在赶路,又像是在逃。
沈韫看着他消失在商队的火光中,握着水壶的手在发抖。不是怕,是——她感觉到了危险。不是那种“有人要杀我”的危险,是那种“有人在看我”的危险。刘姓男人的目光不对,不是正常的、出于好奇的打量,是一种有目的的、审视的、像是在确认什么的目光。
她快步走回萧牧身边,把水壶放下,坐下来。
“萧牧,商队里有个人,姓刘,脸上有道疤。他刚才在河边跟我说话了,问我去哪里,从哪里来,几个人。”
萧牧的眼神瞬间变得凌厉起来。
“他长什么样?”
“三十多岁,小眼睛,左颧骨有道疤。”
萧牧站起来,面朝商队的方向,右手按在刀柄上。
“我们走。”他说。
“现在?”
“现在。”
沈韫没有问为什么,站起来,把被褥卷好,绑在马背上,翻身上马。萧牧也上了马,两个人沿着河边往东南方向走。
“萧牧,那个人是谁?”沈韫问。
“秦鹤亭的人。”萧牧说。
沈韫的心跳加速了。
“你怎么知道?”
“因为他的刀。他的刀是刑部暗卫的制式刀,不是商队护卫用的刀。我见过那种刀,在京城,在刑部。”
沈韫的手在发抖,但她没有放慢速度。她夹紧马肚子,枣红马跑了起来,四蹄翻飞,雪沫溅起来,迷了她的眼睛。
身后,商队的火光越来越远,越来越小,最后消失在黑暗中。
前方是一片黑暗,没有路,没有方向,只有枣红马的马蹄声和萧牧的黑马的马蹄声,交织在一起,像一首没有歌词的歌。
沈韫握着缰绳,手心出汗,但她的手很稳。
她不看后面,只看前面。
前面是京城。
是战场。
是她必须去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