拴柱从深圳回来，是在二零零二年的春末。

不是过年。去年过年他没回，工地上赶工期，多干一个月能多拿三百块钱的补贴。他算了算，三百块够娘吃两个月的药，够苗苗交一学期的学杂费，够老根的咸菜罐子里添几坛新的。所以他没回，一个人在工棚里过的年。除夕夜里，工头发了半斤猪肉和一袋速冻饺子，十几个工友围着一只电炉子煮饺子吃。饺子皮厚，馅是白菜帮子加肥肉渣子，可那也算是一顿年夜饭了。吃完饺子，有几个年纪轻的跑出去放鞭炮，拴柱没去。他躺在工棚的铁架子床上，耳朵边是远处传来的噼里啪啦的鞭炮声，心里头是空的，比工棚外头那黑黢黢的夜空还空。

这次回来，是因为一封电报。

电报是姚三娘发到工地的。费用由收件人付，拴柱拿到那张薄薄的电报纸时先交了十二块钱的收报费。纸上只有六个字，是发电报的人绞尽脑汁省下来的：母病危速归三娘。

他放下电报纸，手没有抖。他的心在那一瞬间像是被什么东西攥紧了，可手没有抖。他只是坐在工棚的铁架子床上，坐了足足有十分钟，然后站起来，去找工头结工钱。

工头姓张，还是三年前的那个张工头，只是脖子上的金链子比以前粗了一圈。他坐在工地临时搭的板房里，屋里头开着一台嘎吱作响的电风扇，扇叶子上的灰被风吹得满屋子飘。张工头看了看拴柱，又看了看那张电报纸，从抽屉里掏出一沓钱，数了数，递过来。

八百七十六块。张工头说。你这两个月的工钱，外加我私人借你二百。拿着，回家。以后还来不？

拴柱接过那沓钱。钱是张工头从银行取的新票子，还带着一股子油墨味。他说：来。

张工头点了点头，从抽屉里摸出一包红塔山，扔给他：路上抽。火车上还发得着呢。

拴柱把烟揣进兜里，没抽。他回到工棚，收拾了一个蓝布包袱。包袱还是三年前的那个，四角上绣着并蒂莲，已经洗得看不出颜色了，有几处还磨出了洞。他把几件工服塞进去，把张工头发的那包红塔山塞进去，把那顶磕了一个坑的安全帽拿出来搁在床底下——太重了，带不走。

他摸了摸床板。床板上还刻着他三年前刻的几个字，已经让后来的人用新的刀痕覆盖了大半，只剩下一个模糊的"想"字，孤零零地躺在一堆乱糟糟的划痕中间。

他把师傅给的那块手帕从枕头底下取出来，塞进贴身衣裳的口袋里。三年过去了，手帕已经褪了色，从原来的蓝变成了灰白，可他每次换衣裳都把它带在身上。他用手摸了摸那块手帕的老粗布纹理，从这一角摸到那一角。然后他把包袱扎紧，背在肩上，走出了工棚。

广州到运城的火车走了三十多个钟头。他买的是站票，没有座位。车厢里挤得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他就站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，背靠着厕所的门，手里攥着那只包袱。厕所的门时不时地开，里头飘出来的味道熏得他头晕，可他不能挪——挪一步就没有地方站了。

他站在那儿，站了三十多个钟头。站得两条腿肿了，脚上的胶鞋像是缩了水，勒得脚趾头发麻。他看着窗外头，风景从绿变成了黄，从平坦变成了起伏，从郁郁葱葱的稻田变成了荒凉的黄土塬。空气一点一点地变干了，带着一股子熟悉的、久违的盐碱涩气，从车厢的缝隙里钻进来，钻进他的鼻腔，像是有一只粗糙的手在他的肺叶子上挠了一把。

到了运城，他的腿已经不会打弯了。他一步一步地挪出站台，每走一步膝盖里头就发出一声咯吱的轻响。广场上的人不多，春末的风刮得正紧，卷着黄土和纸屑在人的裤腿边打转。他走到汽车站，买了一张回洼里的班车票。班车破得很，车身上掉了好几块漆，露出底下的红锈，车窗玻璃上裂了一道缝，用透明胶带缠着。他坐在最后一排，车子一开动就颠得厉害，颠得他的胃里头翻江倒海。

他差点吐出来。可他忍住了。他不能吐，吐了就浪费肚子里的东西了，而他肚子里只有一路上啃的两个干硬的馒头。他伸出一只手，攥住座椅的靠背，指头关节发白，指甲嵌进了人造革的裂缝里。

班车在姚暹渠边的土路上颠了四十分钟，把他颠散了架。他下车的时候，两条腿软得像面条，站了三秒才稳住。他付了车票钱，七毛，然后背起包袱，往村子走去。

村子里比记忆中更安静了。正是后晌，日头偏西，塬上的风刮得正紧，卷着沙尘在巷子里头打着旋儿。有几户人家的烟囱冒着烟，是晚饭时辰了，可那烟是稀稀拉拉的，不像前些年那么密。拴柱知道，村里头越来越多的后生出去了，去了太原，去了郑州，去了更远的地方。

他的院子里静悄悄的。门没有锁，一推就开。院子里那根晾衣绳还在，绳子上晾着两件衣裳，一件是苗苗的校服，一件是娘的旧棉袄。衣裳是干的，被风吹得来回晃悠，木夹子夹在绳子上，发出轻微的吱呀声。

他站在院子里，喊了一声：娘。

没有人应。

他又喊了一声：苗苗。

西屋的门开了。苗苗跑出来，比两年前又高了一头，身上的校服袖子还是短的，露出细细的手腕子。她的辫子在脑后头一甩一甩的，红头绳彻底褪成了白，像一根抽了筋的棉线。她看着拴柱，张了张嘴，没有立刻喊出那个字来，像是需要时间确认站在院子里的人是谁。

拴柱把包袱放在地上，朝她走过去。他的腿还是僵的，走路的姿势有点瘸，一肩高一肩低。

爸——苗苗喊出这一声的时候，声音是抖的。她朝他跑过来，可跑到一半又停住了，两只脚在地皮上蹭了蹭，像是不知道该不该扑到他怀里头。

拴柱走到她跟前，伸出手，在她的头顶上摸了摸。她的头发比记忆中更黄了，一把干柴似的，发梢分叉，毛毛糙糙。他的手掌在她的头顶上停了两秒，然后收了回来。

你奶呢？他问。

里屋。苗苗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鞋尖。睡着呢。三娘刚走。

拴柱拎着包袱，往屋里走。他的脚步很轻，轻得不像是一个在外头扛了三年水泥和砖头的人。他怕惊醒里屋的娘。

可娘还是醒了。

拴柱。

娘的声音从里屋传出来，哑得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。那声音比他记忆中的更弱了，更细了，像是一根勉强绷着的弦，随时会断。

拴柱走进里屋。娘躺在炕上，身上盖着一床旧棉被。她的脸朝外，正对着门。他一进去，就看见了她。她的脸比他记忆中的更小了，小得像是缩了一圈，只剩下一层黄黄的皮肤包在骨头上。她的眼窝陷得很深，眼睛半睁半闭，露出一道浑浊的眼白。她的嘴唇是干的，裂着一道道口子，像是旱季的地面。

可她还认得他。

柱。她又叫了一声，声音里带着一种不确定的欢喜。回来了？

回来了。拴柱快步走过去，在炕沿上坐下。他伸出两只手，把娘的一只手握在手心里。娘的手比他记忆中更轻了，更干了，像握着一把晒透了的柴火。皮肤底下几乎没有肉了，骨头硌着他的掌心。

他想说点啥，可嗓子眼儿干得冒烟。他张了张嘴，只吐出了两个字：娘。

娘看着他，浑浊的眼珠子在他脸上转了两圈。她没问他挣了多少钱，没问他外头苦不苦，她只是看着他的脸，看了许久，然后把另一只手从被子里头伸出来，颤颤巍巍地往他的脸上摸。

瘦了。她说。声音里带着心疼，可那心疼也是淡淡的，像是一碗放凉了的面汤，里头的热气早散了。

拴柱低下头，让娘的手摸在他的脸上。那只手是凉的，带着一股子药膏的涩味。他闭了闭眼睛，没说话。

娘的手在他的脸上停了一会儿，然后慢慢地收了回去。她的眼睛半阖上了，像是累了，嘴唇动了动，含含糊糊地念叨了一句啥，听不清。她的呼吸声渐渐地匀了，又睡了过去。

拴柱坐在炕沿上，没有动。他看着娘的脸，看了许久。那张脸上没有了血色，没有了生气，只剩下一层黄黄的皮肤和一具微弱的呼吸。他知道，娘的日子不多了。电报上说的"病危"，不是三娘吓唬他的。

姚三娘来的时候，天已经擦黑了。

她推门进来，手里拎着一只篮子，篮子里头是两只碗，一碗扣着，一碗敞着，碗里是蒸好的榆钱疙瘩，还冒着热气。她把篮子放在灶台上，对着里屋喊了一声：拴柱回来了？

拴柱从里屋走出来。三娘站在灶房中央，两只手叉着腰，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他一圈。她的头发比两年前更白了，白得多、黑得少，可精神头还是足的，腰杆挺得笔直，花布围裙系在身上，像一面招展的旗。

瘦脱了相了。她说，声音里带着一种直来直去的心疼。南方的水土养不活咱北方人？

拴柱扯了扯嘴角：能养活。就是累。

累算个啥。三娘一摆手，像是要把那个字挥到九霄云外去。人是铁饭是钢，坐下，吃饭。

她从篮子里取出那两只碗，把扣着的那只掀开，里头是炒的芥菜丝，放了红辣椒和蒜末，油汪汪的。她把两只碗往桌子上一撂，筷子往碗上一横：吃。不够我再去拿。

拴柱坐在桌子旁边，拿起筷子。他已经三天没有吃过一顿正经饭了——火车上的那些干馒头和凉水不算饭。他夹了一筷子榆钱疙瘩放进嘴里。榆钱是甜的、黏的，带着一股子春天的气息。疙瘩里掺了棒子面，不细，嚼在嘴里有点糙，可那是实实在在的吃食，能填肚子。

他吃着，三娘坐在他对面，两只手摆在膝头上，看着他。

吃吧。她说。吃完了，有件事我得告诉你。

拴柱的筷子在半空里停了一下，只停了一秒，然后继续往嘴里送。他没有问是啥事。他不想让三娘在他嘴里有饭的时候说出来，怕那件事太重，噎着他。

他吃完了碗里的最后一粒饭，把筷子放在碗上，抬起头来，看着三娘。

啥事？他问。

三娘打量了他一眼，目光在他的脸上扫了一圈，然后叹了口气。那声叹气里带着犹豫、斟酌、还有一半是说不上来的为难。

雪梅要回来了。她说。

拴柱的身子没有动。他的两只手放在膝盖上，指头无意识地抠着裤子上的补丁——那是雪梅很多年前给他补的，补丁的针脚歪歪扭扭，现在被他抠得起了毛边。

嗯。他说。声音淡淡的，像是一碗放凉了的水。

三娘停了停，又补了一句：她说……有话跟你说。

拴柱没有接话。他只是坐在那儿，两只手交握着搁在腿上，目光盯着面前的空碗。碗是粗瓷的，碗沿上磕了个豁口，豁口处露出底下灰乎乎的陶土。碗底沾着几粒没有吃干净的榆钱碎屑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拴柱才问：啥时候？

明儿。三娘说。后晌的火车。

拴柱点点头。他站起身，端起那只空碗，走到水缸跟前，舀了半瓢水，把碗冲干净。水流在碗里转了一圈，把碗底的榆钱碎屑冲走了，发出一种细细的、空空的声响。他把碗扣在灶台上，水珠顺着碗壁往下淌，在灶台上洇出一小片湿痕。

三娘看着他的背影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点啥，可最终也没说出来。她只是叹了口气，站起身，拎起那只空篮子，往门外走去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她停了一下，回过头来说：拴柱，该咋是咋。日子到了这一步，扛不住也得扛着。

拴柱没有回头。他只是低低应了一声，然后继续站在水缸跟前，看着水缸里头的水面。水面是静的，映着他的一张脸——那张脸比他记忆中更黑了、更瘦了，颧骨凸出来，眼窝陷下去，嘴唇干裂得起了白皮，下颌上长出了一层凌乱的胡茬子。

他看着水面上自己的倒影，一直看到水面微微地晃动了一下，才移开了眼睛。

第二天后晌，拴柱去火车站接雪梅。

他没有骑自行车。自行车去年锈坏了，轮胎裂了口子，车链子断了，他没钱修。他是走去的，沿着姚暹渠岸上的土路，一步一步地往县城走。春末的风刮得正紧，卷着沙尘和柳絮，迷得人睁不开眼。他穿着一件从工地上带回来的旧工服，衣裳大了一号，是别人不要了送给他的。风从领口灌进来，在衣裳里头打着转，凉飕飕的。

到了火车站，日头已经偏西了。站前广场上的人不多，一拔一拔地往外走。他站在第三根柱子旁边——那是他以前扛活时站的位置——两只手插在兜里，眼睛盯着出站口。

他没有等多久。

雪梅从出站口走出来的时候，他几乎没有认出她来。

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羊毛衫，是那种鲜艳的、扎眼的红，在这灰扑扑的火车站前头显得格外突兀。她的头发染了色，是一种不自然的黄，发梢打着卷，显然是去理发店烫过的。她的脸上涂了粉，白得不太均匀，在脖子根那儿露出了一截原本的皮肤，黄黄的，和脸上是两个颜色。她的嘴唇上抹着口红，红得发亮，嘴角往下抿着，不是笑，是一种她刻意摆出来的、冷淡的表情。

她手里拖着一只带轱辘的皮箱子，箱子是那种硬壳的，亮闪闪的，塑料的，比他带给娘的那只铝锅看着高级多了。她的身后还跟着一个男人。那男人穿着一件格子衬衫，下摆塞在裤腰里头，腰上系着一条皮带，皮带头是一个金色的、晃眼的大字母。他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脸上光溜溜的，没有胡茬子，看着比拴柱年轻，也比拴柱白净。

拴柱站在第三根柱子旁边，两只手插在兜里。他没有走上前去。他看着雪梅和那个男人从出站口里走出来，看着他们两个人并肩走在广场上，看着那个男人伸出手去，帮雪梅拎那只皮箱子。

他的两条腿像是灌了铅，动弹不得。他不是不想动，是不知道该怎么动。他该走过去吗？还是站在原地等着她过来？他该说啥？说"回来了"？说"路上累了吧"？还是什么都不说？

雪梅看见他了。她的脚步顿了一下，只顿了一秒，然后继续朝他走来。她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，还是那种冷淡的、涂着粉的白。她的嘴唇抿得紧紧的，嘴角的口红被抿出了一道不整齐的边。

那个男人跟在雪梅后头，也看见了拴柱。他的目光在拴柱脸上停了两秒，然后把目光移开了，像是看到了一件不值得注意的东西。他站在雪梅身后半步远的地方，手里拎着那只皮箱子，没有往前走。

雪梅走到拴柱跟前，站住了。两个人之间隔着两步远的距离。两步，不远，可中间像是隔了一条河。

回来了？拴柱的声音干得很，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。

雪梅低低应了一声。她的目光在拴柱脸上转了一圈，从他的额头到下巴，像是打量一个陌生人。她的嘴唇动了动，想说点啥，可最终只吐出了两个字：走吧。

拴柱没有看那个男人。他只是转过身，走在前头。雪梅跟在后头，两步远。那个男人又跟在雪梅后头，手里拖着那只皮箱子，轮子在水泥地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响。

三个人就这样一前一后地走着，走出了站前广场，走上了通往汽车站的路。路上没有人说话，只有风吹过的声音，和那只皮箱子轮子摩擦地面的咕噜声。

到了汽车站，拴柱停下了。他没有立刻去买票，只是站在一棵梧桐树下头，两只手插回兜里。

他转过身来，看着雪梅，又看了那个男人一眼。

这是？他问。声音不高，但足够让两个人听见。

雪梅的脸上闪过一种复杂的表情。那种表情在脂粉的遮盖下转瞬即逝，快得几乎让人抓不住。她侧过脸，对着那个男人说了一句：你在这等着。

那个男人点了点头，松开了皮箱子的拉杆，站在原地。

雪梅朝拴柱走近了一步。两步的距离变成了一步。她站在跟前的，近得能闻见她身上的味道——雪花膏的甜腻气、香水的刺鼻味，还有一种他说不出来的、不属于运城的味道。那种味道跟她走的时候不一样了。走的时候她身上有皂角和稻草的味，现在没有了。

拴柱。她开口了，声音比她记忆中的更低、更哑。我们谈谈。

她说的不是"回家"，也不是"回去"，而是"谈谈"。那两个字像两颗小石头，砸进拴柱的心湖里，溅起的水花不大，可池底下的泥都翻上来了。

他点了点头。往哪谈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