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丧刚离开，我吹着风，拐过一个转角，又在医院门口遇见了闷油瓶。

我就问他，“你怎么没回去睡？胖子在酒店呢，你不知道房间号就打他电话。”

他淡淡道：“不放心，来接你。”

我笑道：“在城里你还不放心我。”

他不说话，把他的外套脱下来，披在我身上，露出里面的黑T恤，胸膛的肌肉鼓胀的恰到好处，匀称漂亮。

之后我们就沿着街边往回走，路灯把我们的影子缩短又拉长。

一路无话。

我的余光扫见他的衣角，这时不知不觉飘了点小雨，沙沙作响，异常静谧，城市的霓虹在雨里显得光怪陆离，路上车来车往，一片星过去了，又是一片星。

我们手牵着手，慢慢地走。

偶尔有路人回头看我们，我懒得搭理，闷油瓶也不说话。

我觉得好笑，经历过千难万险，最习惯的相处方式是沉默，他不想说的事，我不想说的事，我们都极限的压抑过自己，想让对方过的轻松一点。

我们可能在沟通上有点问题，不过老夫老妻了，可以慢慢来。

回到雨村后，我们搬到了一个房间，相处久了，很多秘密就瞒不住了。

比如，他根本不喜欢我买的润肤乳，是因为我戒烟时依赖他身上的薄荷味道，他就一直在补擦，能让我舒服一点，我会抱他，会忍不住亲他，而他为了我的安全问题，只能假装不在意。

比如，我失眠和惊恐持续发作的时候，会强迫症一般回忆沙海的事，在脑海中一遍一遍重复变电站的场景，我控制不住地挣扎，在床上咬着被子打滚抽泣，他紧紧地按住我不让我动，叫我吴邪，安慰我说他在这里。

我知道了他其实很爱吃醋，很容易嫉妒，也会生闷气。当初在北京，我阴阳他以后不知道去找哪个小白脸，那一晚他其实没出去巡城，是在对面楼的天台上坐了一夜，清晨回来，浑身带着寒气。

我跟小白在车上有说有笑的聊天，在村里到处跟村民说我们是男女朋友，他当真了，嫉妒的快死了。

我在山里要跟他分手，他特别委屈，气得说不出一句整话，转身就要走，觉得他都没放弃，我凭什么先放弃。

十几年前我傻乎乎地追着他进长白山，他不理睬我，其实一路都很高兴。

我听得一头雾水，就问他，不对吧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，不是在雨村我表白之后吗？

我揪着他质问：“你来杭州找我，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，但凡你多跟我说一句，我这十年也能好过一点。”

他不说话，我试探着问他，在那道门里的时候？

他摇头。

那是从西王母国出来，你失忆之后？

那时我们的关系一下子不一样了，面对一个只能依靠我的流浪失忆人员，没有距离感，没有思想负担，不用害怕他随时消失，或者再一句话噎死我，我对他照顾的就特别多。

他看着我：“更早。”

我简直不能再细想下去，在蛇沼？在云顶天宫，在海底墓，在鲁王宫？我那时候就是个菜鸟，稀里糊涂跌跌撞撞，在斗里多走几步都摔跤。

他不说话了，就这么看着我，眼神特别无辜。

“我的天啊，我的天——”我一下子抱住他，他不太习惯外露的感情，整个人都很僵硬，我看着他漆黑的眼睛，觉得他此刻动人极了，“真是个闷油瓶子，你怎么这么能装，这么能忍啊。”

他后来才告诉我，我真的不用刻意去证明自己今非昔比，他最喜欢的就是当初那个吴邪。

他愿意用一生去换的天真无邪。

谁能想到我们会走到这一步啊？

当初我在他眼里是个什么都不懂的菜鸟，他在我眼里是个朋友圈子里再也找不出来第二个的闷葫芦，扔在那八百年也不会想起来要打一次交道的人脉。

可我们兜兜转转走到了这一步，血脉融在一起，刻入了骨，我看到他，甚至觉得爱都是低层次了，我们之间是命运，是羁绊，是千禧年拥挤的车站和人潮，是深夜的月台和叮叮咣咣的绿皮火车，是汗酸和泥土味，是那个没有手机，一眼错过就终身错过，是一封不知是否有回音的书信，一个眼神，就知道我要和他在一起过一辈子。

必须是26岁的吴邪。

他在百年的人生里，也一直等待着26岁的吴邪，我们在三叔铺子门口相遇，我看见他，他看见我，差一分，差一秒，都不行。

我一直认为他和黑瞎子都是不在红尘内，跳出五行中的人，很难想象他能装到这个程度。

我不断的回忆我们认识的那几年，他释放给我的信号少的可怜，胖子总说我是木头，但我觉得也不能全怪我，如果不是他来杭州跟我告别，我们这辈子就错过了。

但我其实是那个时候才开始理解他，在那个孤独的十年，我一夜一夜坐在窗边，窗外是寂静的月亮，眼前是堆积如山的资料和涂改了千万遍的行动手稿，没有人给我任何指引，没有人给我任何希望。

杭州的夏天依旧灼热，西湖游人如织，大人孩子的笑声从街角传来。

我不能去看，不能去想，当这座我从小长大的城市的一切都与我的人生目标失去联系，那种与闷油瓶相似的感受才慢慢浮现出来。

张海客来厦门谈生意，绕道雨村来看族长，闷油瓶只是淡淡的跟他打了个招呼就不见人了，招待老家亲戚的任务又落在了我头上。

他说想去钓鱼，我带他去溪水钓鱲，这人的工具也非常装逼，深绿色的路亚竿，实木手柄，金色手轮，站在水边一次次甩杆，我说你老老实实坐下打个窝不行吗，他说那不够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