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秋天，陈景明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。他在北大校医院住了三周，每天下午苏雨桐都会带着保温桶去送汤。陈景明每次都说别送了，学校食堂有汤。苏雨桐每次都说这是她妈教她炖的排骨汤，和食堂的不一样。

第四周，陈景明把苏雨桐叫到病房，从枕头下面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。信封很旧，边角磨得发白，里面是一份手写的证明——当年他第一次发现周教授的论文剽窃时写下的原始比对记录，每一页都签了他的名字和时间戳。

“这份原件我藏了整整三十二年。”陈景明靠在枕头上，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楚，“当年我把复印件交给学术委员会，被驳回。后来我以为再也用不上了。现在环球基金案已经结案，周教授的撤稿通知也已经发了，这份原件在法律上已经没有用了。但我还是想把它交给你。”

苏雨桐接过信封，说陈教授，这份原件当然有用——它不是法律证据，是历史证据。是您守了三十二年的底线。

陈景明笑了，像秋风里最后一片挂在枝头的银杏叶。他说他这辈子做学问最大的遗憾不是被人剽窃，是没有在剽窃发生的当天站出来当庭指证。后来他用三十二年才补上这一课，代价太大了。如果能重来，他要教学生的第一课不是拉格朗日方程，而是在证据确凿的时候不用等到“合适时机”——当天就站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