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的第一笔正式稿费，不是那篇散文的八百块——那篇是样刊附赠的薄酬，他把它夹在笔记本里，和法院裁定书并排，每次翻开都能看到那两张纸：一张写着“终审裁定”，一张写着“稿费通知”。两张纸加在一起，大概是他从深渊里爬出来的第一个台阶。

这次是新的。一篇关于AAV载体临床转化的科普文章，发在一本全国性的生物医学杂志上，编辑在邮件里写“文字干净，逻辑清晰，适合给临床医生做参考”，稿费两千四。他把汇款单打印出来，在打印机嗡嗡作响的那几秒钟里，忽然想起很久以前他站在法院的复印机前复印债务材料——那时候每复印一页都要算钱，怕卡里余额不够。现在他印的是稿费汇款单。他把那张纸折好，和法院裁定书一样折成三折，放进抽屉深处。然后他去银行取了现金。两千四。他站在ATM前面，看着屏幕上那串数字，想起很久以前在这台机器上查余额时的感觉——那时手心全是汗，每一次看到余额都比预想的少，少到连下一个月的房租都够呛。现在他把钱取出来，数了两遍，二十四张崭新的纸币，每一张都带着油墨的气味。他把钱放进口袋里，左手触到了口袋底部那枚五毛钱的硬币——是当年买饭团找的零，他一直没花。现在这枚硬币和两千四百块钱放在一起，像一个小小的隐喻：他曾经穷到连一枚五毛钱硬币都要留着，现在他可以花一千二给一个人做一条项链。

他去了一家首饰店。不是商场里那种亮堂堂的连锁品牌——是老城区一条小巷子里的老金铺，老李介绍的。“我外婆的珍珠耳钉就是他帮忙镶的，手艺好，能改老首饰。”鹿梦鱼说过这句话。她上次把外婆那对珍珠耳钉拿出来给他看时，也说过另一只耳钉早就不知道丢在哪里了。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，像在陈述一件已经不太在意的小事——但她在镜子前看了很久，后来他注意到她空着的那只耳朵从此不再戴任何东西。

于甄鹿推开门，门上的铜铃响了一下。店里很暗，柜台是旧木头做的，玻璃台面下铺着褪色的红丝绒。墙上挂着几排老式钟表，有的在走，有的停了，时针指向不同的时间。师父是个六七十岁的老人，戴着老花镜，正在台灯下修一只断了链子的怀表。他抬起头看了一眼于甄鹿，又低下头继续修表。

“老李介绍来的。”于甄鹿说。

“老李。他上次把我借他的那把卷尺弄丢了。”师父头也不抬，但嘴角动了一下，意思是他不介意。“你要改什么？”

于甄鹿把珍珠耳钉放在柜台上——是那颗外婆留给鹿梦鱼的珍珠耳钉。只剩一只。他从口袋里拿出来的时候，动作很小心，像是怕把它捏碎。但珍珠其实很结实——外婆戴了几十年，磕过碰过，光泽还在。他把珍珠放在师父面前的绒布上。师父用镊子夹起来，对着灯看了看，转了几圈。

“老珍珠。养了很多年了。光泽很润。这种珠现在很少见了——不是买不到，是养珠的时间太长，现在的人等不了。”他把珍珠放回绒布上，“耳钉只剩一只？”

“是外婆留下的。只剩一只了。想改成项链坠子。”

师父点了点头，没有多问。他从柜台下面拿出一条极细的金链子——不是那种亮闪闪的黄金，是色调更暗的、在台灯下泛暖光的旧金。链子放在绒布上几乎看不出重量，但它的光泽和珍珠的润度刚好匹配：一个暗一个亮，一个沉一个轻。

“这根链子是我很多年前收的老料重新打的扣环，”师父把链子拉直，对着灯给于甄鹿看扣环的接口，“细，但承得住这颗珍珠。老金比新金软——”他停了一下，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，“多一句嘴。你是老李带过来的人，我就直说了。这条链子工费不收你——老李上次修窗户还给我送了一罐你外婆做的桂花蜜。他说很好吃。”

于甄鹿把两千四放在柜台上。“不够再补。”

师父看了看那沓钱，用手背推回来一半。“一千二够了。”他把那一千二收进柜台下的铁盒里，把剩下的一千二推回给于甄鹿。“年轻人，你第一次买首饰吧？买首饰不是越贵越好。是配。这颗珍珠配这条链子，不需要多的钱。”

于甄鹿把那一千二收回来。他没有客气，因为他知道老师傅不是客气——他只收他觉得该收的钱。就像当年外婆说“圆的就行”——不是降低标准，是她有自己的准绳。

一周后，项链做好了。师父用一个小小的绒布袋装着，袋口系着一根金色的丝带。绒布袋很旧，是那种深蓝色的，边缘已经磨出了毛边，但很干净。师父说这是他很多年前从上海带回来的，一直没用，刚好配这颗老珍珠。于甄鹿接过绒布袋，放在手心里，感觉不到任何重量——太轻了。但口袋里的五毛钱硬币都比它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