陆景舟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。

梦里他站在一扇巨大的落地窗前，窗外是北京的天际线，灯火通明，车流如织。

他手里端着一杯咖啡，咖啡已经凉了。他的身边站着一个人，那个人转过头来看他——是一个女人，短发，黑色西装，锁骨下方什么都没有。

她的眼睛很好看，但眼神里有一种他读不懂的东西。不是恨，不是爱，是比这两者都更安静的东西。

“陆景舟，你撒谎的代价，是我一个人的。”她说。

他想问她这话是什么意思，但周围的画面忽然像被风吹散的纸页，四散飞走。

碎片在空中翻转，每一片里都有不同的画面——一间出租屋，一个婴儿，一块墓碑，一个穿着白色婚纱的女人站在椰子树下，她的眼睛里有光，但那种光很快就灭了。

画面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密。

他看到自己躺在病床上，瘦得不成人形，头发掉光了，嘴唇干裂。他看到床边坐着那个女人，握着他的手，她的眼睛里没有泪，但有一种比泪更重的东西。

他看到自己把一封信折好，放进信封，封口，放在床头柜上。他看到自己闭上了眼睛，心电监护仪的波浪线变成了一条直线。

“不——！”

陆景舟猛地睁开眼睛。

宿舍的屋顶灰蒙蒙的，天还没亮。室友的闹钟还没响，窗外有鸟叫。

他的后背全是汗，心口咚咚咚地跳，像是有一个人在胸腔里使劲拍门。他大口大口地喘气，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。

他坐起来，拿起床头的手表看了一眼——凌晨四点半。他靠在床头，闭上眼睛，梦里的一切像潮水一样涌回来，又像潮水一样退去。

很多细节正在快速模糊，但他记住了一件事：他不能靠近她。

他只知道她姓林，不知道全名。他只知道她大概在经院，不知道具体哪个班。他只知道那个梦太真实了，真实到他不愿意赌。

陆景舟从那天起，做了一件奇怪的事——他不再去图书馆靠窗的那排座位，不再在人群中搜索扎马尾辫的女生，不再上文学史课。

他退掉了那门选修课，换了一门《工程力学》。

室友问他怎么突然不选文学史了，他说“不太感兴趣”。室友说“你之前不是挺感兴趣的吗”，他说“那是我装出来的”。

他没有再装。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专业和创业上。白天上课，晚上写代码，周末跑市场。他把日程表排得满满的，不留一丝缝隙。

因为他发现，只要一闲下来，那个梦就会回来——他躺在病床上，她坐在床边，他的尸体，她的眼睛。

即使很多细节已经模糊，那种感觉却像一根刺，卡在心脏最深处，不发炎，不化脓，但永远取不出来。

大二的某个下午，他从创业工作室出来，去食堂吃饭。

路过光华楼前的草坪时，他远远地看到了一个人。她坐在那棵银杏树下，面前摊着一本书，阳光透过树叶落在她的身上，碎金一样的光斑在她的衣服上跳跃。她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，头发散在肩膀上，低着头，很安静。

陆景舟停下来了。

他站在离她大概几十米的地方，看着她。夕阳的光线一点一点地移动，从她的肩膀移到她的手臂，从她的手臂移到她膝盖上的书。

她不知道有人在看她。她就那么坐着，在那个普通的下午，在一棵银杏树下，安安静静地看书。

他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。也许只是在确认她过得好不好。

她的侧脸很平静，嘴角没有笑意，也没有愁意，就是那种安安静静的、什么都不缺的表情。她过得很好。没有他，她过得很好。

他站了很久。久到有人从他身边经过，奇怪地看了他一眼。久到夕阳从她的肩膀上滑走，落在了树干上。久到她的书翻过了大概有十几页。

然后他转过身，走了。

没有回头，没有停下。

他只是走了。

那个梦就像一个警告，也像一个礼物——警告他不要靠近她，礼物是他提前知道了结局。

而那个结局里，她过得很好。公司很成功，女儿很优秀，后来还遇到了一个很好的人。她没有在阴影里枯萎，没有因为他的缺席而缺斤少两。她完整地、结实地、好好地过了一辈子。

这就够了。

大学毕业后，陆景舟把公司从上海搬到了深圳。他不知道为什么选深圳，也许是因为北京离她太近。

深圳的夏天比上海更长，更热，创业的氛围也更浓。

他的公司发展很快，B轮，C轮，D轮，一路高歌猛进。

他赚了很多钱，在深圳湾买了房子，开着不算张扬但也不便宜的车，活得像一个标准的、成功的年轻企业家。

他没有结婚。不是不想，是不敢。

他怕自己一旦开始一段认真的关系，那个梦会再次应验——不是应验在他身上，是应验在另一个人身上。

他不知道那个梦里的“她”到底是谁，万一不是那个银杏树下的女孩，而是别人呢？

万一那个躺在病床上的人真的是他自己，而那个女人是他的妻子，不管他的妻子姓林还是姓张，他都避免不了那个结局。

他开始相亲，见过一些人，条件都不错，但总觉得哪里不对。不是对方不好，是他没有办法把自己交出去。

他的心被什么东西占着，不是一个人，是一个洞。那个洞不是用来住人的，是用来提醒他的——有些路你走不得，因为你付不起代价。

三十岁那年，他去体检。肝脏有一个小小的阴影。医生说不确定是什么，建议定期复查。

他站在医院走廊的窗户前，看着深圳灰蒙蒙的天，忽然笑了。

不是苦笑，是一种释然的笑。那个梦或许是真的，或许不是；或许他会死，或许不会。但不管怎样，他不会把任何人拖下水。他早就决定了。

他定期复查，阴影没有变大，也没有消失。医生说不像是恶性的，但也不能完全排除。他每半年去一次医院，抽血，CT，等报告。

等报告的时候他会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，看到一个一个的人从面前走过——有推着轮椅的家属，有挺着孕肚的准妈妈，有抱着孩子的年轻父母，有拄着拐杖的老人。

他坐在那里，觉得自己和这些人都不同，又都一样。大家都在等，等一个结果。

他等的结果比别人多一层含义——他等的不只是自己活多久，而是自己的不靠近是否正确。

那个答案它永远不会来了。她不会出现在这里，不会坐在他床边，不会握着他的手说“我不会原谅你”。

她根本不知道有他这个人。她的眼泪没有为他流过，她的失眠夜没有为他熬过，她的心碎没有为他付出过。

他没有让那些事情发生。

这就够了。

三十五岁那年，陆景舟的公司在香港上市了。

敲钟那天，他穿着深蓝色的西装，站在台上，对着镜头微笑。台下有很多人，投资方、合作伙伴、员工、媒体。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。

记者问他“陆总，您觉得成功的秘诀是什么”，他说“做对的选择”。

记者问“您做过最对的选择是什么”，他想了一下，说“没有做过的选择，也是对的”。

记者没听懂。他自己听懂了。

上市后第二年，公司股价涨了不少，他又一次上了财富榜单。

有记者来采访，问他有没有结婚的打算，他说“没有”。

问他是不是有一个忘不了的人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说了两个字——“也许”。

记者还想追问，他站起来，伸出手，说“谢谢”。

他一个人住在一套很大的房子里。房子是复式，楼上楼下四百多平，装修得很简洁，白墙，灰地，没有多余的装饰。

书房很大，一整面墙都是书架，书架上有一层放了照片——不是别人的，是母校复旦的风景。

光华楼，草坪，那棵银杏树。照片里没有人，只有树。

他每年秋天会让助理去一趟上海，拍一张那棵银杏树的照片。

从绿叶到黄叶，从黄叶到落叶。一年一张，挂在书房的墙上。有人说那堵墙像一个展厅，展出的主题是时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