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冬天最常见的阴天，灰蒙蒙的，没有太阳，也没有风。

来的人不多——家人、亲友、公司的几个核心成员、几个大学的同学。

凌瑶来了，站在最后一排，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，没有戴帽子，脸冻得发白。

她没有走到前面，没有看林晚，没有看陆景舟的遗像，只是一直低着头。走的时候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话。

林晚把陆景舟的骨灰安葬在了北京的一个陵园里。墓碑是他走之前自己选的款式——黑色的花岗岩，简洁，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。碑文也是他自己选的，只刻了一行字：

陆景舟，一九□□—二零二一。

没有“夫”，没有“父”，没有“爱过”，没有“永念”。只有名字和生卒年份。简洁得像他这个人——至少是年轻时候的他，不废话，不解释，不讨好。

林晚在墓碑前站了一会儿。冬天的陵园很安静，只有风穿过松树的声音。远处有人在烧纸，一缕青烟袅袅地升上去，在灰色的天空里慢慢散开。

“念念的事，你放心。”她说。

然后她转身走了。

他走后的第一个月，林晚忙得几乎没有时间想任何事。

公司的管理权需要交接，陆景舟名下的股权需要处理，念念的情绪需要安抚，妈妈的身体需要照顾。

事情一件接着一件，像一个永远干不完的清单。

她每天早上六点起床，晚上十二点以后才睡，中间的时间被切割成无数个小块，每个小块里塞满了不同的事情。

她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，不敢停下来，因为一停下来，那个“他死了”的事实就会砸下来。

直到一个月后的某个晚上，念念睡了，妈妈也睡了，她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。没有开电视，没有看手机，什么都没有做。周围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她靠着沙发靠背，看着天花板。

那种感觉来了。不是悲伤，不是孤独，是一种巨大的、无边的空。

像站在一片旷野上，四周什么都没有，没有树，没有房子，没有人，没有路。

天空是灰色的，地面是灰色的，天地之间只有她一个人。风从东边吹到西边，没有遇到任何阻拦。

她在沙发上坐了很久，久到最后猫跳了上来——年糕，那只橘猫，离婚后养的，已经跟她很亲了。

年糕踩着她的腿，蜷在她的膝盖上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。那声音很小，很细，但在那个安静的房间里，听起来像是一台发动机在运转。

林晚低头看着年糕。年糕眯着眼睛，下巴搁在她的膝盖上，一脸满足。

她伸出手，摸了摸年糕的毛。毛很软，很暖，从她的指缝间滑过去。

她忽然想哭。不是因为难过，是那种积攒了很久的东西终于找到出口的感觉。

像一个高压锅的气阀被拧开了，蒸汽冲出来，发出尖锐的声响。她捂住了嘴，没有出声，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。

一颗一颗的，砸在年糕的背上，年糕抬起头看了她一眼，用脑袋蹭了蹭她的手，然后继续把下巴搁在她的膝盖上。

她哭了大概五分钟。没有十五分钟，没有半小时，只有五分钟。

然后她拿起茶几上的纸巾，擦了擦脸，擤了擤鼻子，站起来，去卫生间洗了把脸。

镜子里她的眼睛红了，但眼神是清亮的。

她回到客厅，把爬到沙发扶手上的年糕抱下来，关了灯，回卧室睡觉。

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。

他走后的第三年，林晚做了一件大事——她把公司卖了。

不是冲动，是计划了将近两年的事。陆景舟去世后，他的股权转到了念念名下，由林晚代持。

她成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，有了绝对的决策权。但她对运营这家公司没有兴趣。

她的兴趣在投资，在发现下一个独角兽，在资本市场上做更擅长的事。

她用了近两年的时间，找合适的买家、谈价格、做尽调、走流程。

过程很复杂，涉及的条款很多，谈判桌上坐满了西装革履的律师和投行人士。

林晚坐在主位上，面前摊着两百多页的交易文件，一页一页地翻，一条一条地过，问了无数个尖锐到让对方律师汗颜的问题。

方远坐在她旁边，小声说“你今天这气场，对方都被你镇住了”。

林晚说“我花了两年的时间准备这件事，不该被镇住吗”。

交易完成后，林晚拿到了很大一笔现金。她把其中的一部分放进了家族信托，受益人是念念。

念念十八岁以后可以支配这笔钱，在此之前由林晚代管。剩下的钱，她投进了自己的新基金——望舒资本。

望舒资本，名字是她自己起的。望舒，神话中为月亮驾车的神。

取名的时候她想到了妈妈——妈妈给她取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希望她像晚上的月亮一样安安静静地挂在天上，不争不抢地发光。

现在她觉得，月亮的另一个特质是持久，不论阴晴圆缺，它都在那里，不会因为地球的阴影而消失，也不会因为太阳的光亮而自卑。

望舒资本的第一个投资项目，是一个女性健康产品的创业公司。

创始人是三个女人，平均年龄二十九岁。大波浪卷发、亮色西装、坚定自信的眼神，走路带风，说话不带稿。

林晚和她们聊了两次就决定投了。不是因为项目有多好，是因为她喜欢她们身上的那种劲头——那种“我什么都不怕”的劲头。

她见过这种劲头，在十七年前的自己身上，也在十七年前的陆景舟身上。现在她要保护这种劲头，用资本的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