罗胜昨晚连夜赶回来的，到第二天早上，何富花才算真正看清了她这个大伯子带回来的东西。

一大早，天刚蒙蒙亮，海面上还罩着一层灰蒙蒙的雾气，潮气湿漉漉的，连院子里那棵歪脖子树的叶子都滴着水。何富花从灶房端着一盆洗脸水出来，就瞧见罗胜蹲在院角，把背回来的那个旧竹篓解开了。

那竹篓是她婆婆临走前从柴房里翻出来的，篾条发了黑，好几处断了又用麻绳缠着，篓口磨得毛刺刺的。罗胜低着头，手指头一下一下地解着篓口的麻绳，绳子打了死结，他抠了半天才抠开。

何富花把洗脸水搁在石台上，凑了过去。

罗胜先从篓子里掏出一包东西，用旧报纸裹着，纸都皱巴了，上头还沾着不知道啥时候蹭上的油渍，印子黄乎乎的。他把纸包搁在地上，又伸手进去摸，摸出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布，然后是一小布袋，袋口系着根粗白线。

“就这些。”罗胜的声音闷闷的，头也没抬，把东西一样一样摆在地上，像是摆摊似的。

何富花蹲下来，先拆了那个纸包。纸包了好几层，拆开一看，是红糖，两斤左右，红糖结成了硬疙瘩，一块一块的，颜色发乌，有的地方还泛着白，像是受了潮又干了，反复好几回了。她用手掰了掰，纹丝不动，跟石头似的。

她又解开那个小布袋，里头装的是红枣。倒出来一看，个头不大，瘪不拉几的，皮皱得像老太太的脸，上头还长了一层白灰，用手一搓就掉粉，干巴巴的，闻着有一股子陈味儿。

最后那块布，展开来有五尺来长，叠得板板正正，可边角已经起了毛，摸着薄薄的，颜色也褪得一块深一块浅，像是从哪件旧衣裳上铰下来的，拿来补补丁还凑合，做件新衣裳是甭想了。

何富花把这三样东西看了一遍，又看了一遍，脸上的笑一点一点地收了回去，嘴角往下撇了撇，心里头那点热乎气儿一下子凉了半截。她原以为大伯子在镇上住了好几年，怎么着也该攒下点家底，好歹带些粮票、钱回来，那才是实打实能救急的东西。这红糖红枣要来干啥？她又不是坐月子，孩子们也不是馋嘴猴，这两斤红糖一包红枣能顶什么用？塞牙缝都不够！倒不如给两斤粮票实在，拿着粮票去供销社，好歹能换几斤玉米面回来熬粥喝。

“他大伯，你在镇上待了这些年，就捎了这点东西回来？没有粮票？没有钱？”何富花把东西往地上一搁，声音压着，但那股子怨气怎么都藏不住，跟灶膛里的烟似的，从嗓子眼儿往外冒。

罗胜蹲在地上，低着头没看她，两只手搭在膝盖上，手指头来回搓着，搓得指腹都发红了。他穿着一件灰布褂子，领口磨得发白，袖口也开了线，整个人缩着肩膀，看着又窝囊又老实。他的声音闷闷的，像是从嗓子眼儿里挤出来的，又低又哑：“就这些了。手头紧，凑不齐多的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，声音更低了，“镇上的日子也不好过，家家户户都紧巴。”

何富花心里头不舒坦，但当着大伯子的面也不好说啥，把那几样东西拿进灶房往柜子里一塞，柜门一关，转身去烧水。灶膛里的火苗一舔一舔地舔着锅底，柴火哔哔剥剥地响，火星子往外蹦。她蹲在那儿，手里攥着烧火棍，越想越不是滋味，心里的火气跟灶膛里的火一起往上拱。

里屋忽然传来一声闷雷似的吼：“何富花！你进来！”

是何富花她男人罗贵。他瘫在炕上三个月了，腰以下动不了，可嗓子眼儿没瘫，喊起来照样震得房梁掉灰。何富花被他这一嗓子吼得打了个激灵，手里攥着的烧火棍差点没拿稳，火星子掉在脚面上，烫得她一哆嗦。她咬了咬牙，把烧火棍往灶台上一搁，转身进了屋。

炕上，罗贵撑着两只胳膊，半撑起身子，脸涨得通红，跟猪肝一个色儿，脖子上的青筋一根一根鼓出来，像蚯蚓似的在皮底下乱蹦。他死死瞪着何富花，眼珠子都快蹦出来了，眼眶里布满了血丝，红得吓人。胸口起伏得厉害，像拉风箱一样呼哧呼哧直喘。

“你刚才跟我哥说啥？”罗贵的声音从嗓子眼里挤出来，又哑又狠，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磨出来的，“我哥大老远从镇上跑回来，你就这么跟他说话？你嫌弃东西少？你嫌少你别要！你给我退回去！我们家不稀罕你那点嫌话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