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2年,王满刚满五岁。
煤油灯昏黄的光影下,母亲弯着腰在灶台前添柴,父亲蹲在门槛上,就着一碟咸菜,呼噜呼噜喝稀粥的声音。
冬天的风从门缝里灌进来,冻得他缩在炕角,用漏棉絮的被子把自己裹成一团。
母亲回头看他一眼,笑着说:“满崽乖,等妈卖了这窝鸡崽,给你扯块新布做棉袄。”
那块新布最终也没扯成。
鸡崽得了瘟病,一夜间死得精光。
母亲坐在鸡架旁哭了一场,第二天照常下地干活。
王满穿着那件露棉絮的旧棉袄,又过了一个冬天。
村子在大山深处,去最近的镇子要走三个小时山路。
王满七岁开始上学,每天天不亮就起床,揣两个冷红薯,翻过两座山头,到一所只有一间教室的村小上课。
老师是个五十多岁的民办教师,普通话带着浓重的方言口音,教完一年级教二年级,所有学生挤在一起。
王满就是在那种环境下,展现出惊人的学习天赋。
他记性好,一篇课文读三遍就能背;他算数快,老师刚写完题目他答案就出来了。
老师拍着他的脑袋说:“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,别糟蹋了。”
父母把这句话当了真。
从那以后,王满的生活里只剩下两件事:读书,以及被告诉“你要好好读书”。
父亲为了凑学费,农闲时去镇上工地搬砖,一双手磨得全是老茧和裂口。
母亲养猪,养鸡,卖菜。
能换钱的东西都拿去换钱。
村里人路过他家门口,总要感慨一句:“老王家的儿子是要考状元的。”
王满就是在这样的期待里长大的。
他知道自己背负着什么,知道那每一分学费背后是多少汗水,知道全家的希望都压在他一个人肩上。
他没有退路,也不能有退路。
他只能往前跑,拼命地跑,跑到那个据说“什么都有”的大城市去。
皇天不负有心人。
他跑到了。
高考成绩出来那天,整个村子都轰动了。
他是县里的理科状元,被首都医科大录取。
村长亲自放了挂鞭炮,父亲喝醉了酒,拉着他的手哭得像个孩子。
母亲连夜给他缝了新被褥,把家里仅有的几百块现金塞进他贴身的衣兜里,反复叮嘱:“缺钱一定给家里打电话,到了城里,别让人瞧不起。”
王满带着这句话,走出了大山。
火车开动时,他趴在车窗上,看着故乡的山峦一点一点变小,最后消失在暮色里。
他心里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——不是不舍,是一种近乎残忍的期待。
他终于要和那个贫穷,闭塞,灰扑扑的自己——
彻底告别了。
然而大城市迎接他的,是第一记响亮的耳光。
开学第一天,他穿着母亲亲手缝的布鞋走进宿舍。
室友们正在聊天,看到他进来,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他脚上。
没有人说话,但那种微妙的沉默,比任何语言都更锋利。
王满的脸一下子烧了起来,他把行李放在空床位上,假装整理东西,背对着所有人。
那天晚上,他听到室友们在阳台小声说话,隐约飘进来几个字:“……土包子……”
他恨不得钻进地缝里。
王满躺在硬邦邦的床上,盯着上铺的木板,就这么地躺着,一夜无眠。
窗外是城市的霓虹灯光,比他这辈子见过的所有灯加起来都亮。
可那些光,没有一盏是为他亮的。
王满开始意识到,成绩好,在大山里是骄傲,在大学里什么都不是。
他的同学里有从小上奥数班的,有英语口语流利得像母语的,有钢琴十级,有会画画,有会摄影,还有去过十几个国家旅游的。
而他,除了做题,什么都不会。
他不会和人打交道,听不懂别人的弦外之音,接不住那些轻松的玩笑。
他请客时抠抠搜搜,AA制算到小数点后两位,因为他真的没钱。
他说话直来直去,得罪了人还不自知。
渐渐地,没人主动找他说话了。
小组作业分组时,他总是最后一个被挑剩的。
食堂吃饭永远是一个人,端着餐盘找个角落坐下,埋头吃完就走。
他想过融入。
他试着买和室友一样的球鞋——山寨版,穿了一个星期就开胶了。
他试着参加社团活动,站在人群边缘,不知道手该往哪里放。
他试着和别人搭话,开口就是“你高考多少分”,对方愣了一下,找了个借口走了。
他像一只误入城市丛林的野生动物,浑身都是破绽,处处都是格格不入。
大二那年,他喜欢上一个同班的女生。
长发,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,说话声音很温柔。
他鼓足了勇气,写了一封很长的信,塞进她的课本里。
信里写满了他在大山里看到的星空,秋天的稻田,冬天屋檐下的冰凌。
他以为这些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,他想把它们都送给她。
女生看完信后,托人把信还了回来。附带一句话:“不好意思,我们不合适。”
后来他听说,女生私下跟朋友说:“他太奇怪了,跟他待在一起好压抑。”
王满没有难过,只觉得麻木。
他搬出了宿舍,靠着打零工攒下的钱,租了一个不到五平米的插间。
纸盒一样的四壁房间,三十多度的高温,没有电扇,没有空调,他就这样将自己关了整整一周。
直到一个阴沉的午后——
他终于做了一个决定。
他要改变。
他要把那个从大山里带出来的笨拙贫穷的自己,彻底杀死。
他开始疯狂地看“高情商沟通术”“人际关系心理学”“如何让别人喜欢你”之类的书。
他像当年备战高考一样,认真地做笔记,划重点,背诵那些话术和技巧。
然后他发现了PUA。
最初只是好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