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界好像被切割成碎片。

有人在欢呼，有人拍她的肩膀，有人跑去给格吕恩教授打电话。朱利安的声音在她耳边大声喊着，这真是太好了，多贝，这是好消息呀！

她应该高兴。

她确实是高兴的。

只是这份高兴太大了，大到她不知道该怎么拿住它。

她只能点头再点头。

卢卡斯陪她到自由广场站，然后告别。

“不用我送你到家吗？”

多贝摇摇头：“我想自己走。”

她独自走过那条已经熟悉的不能再熟悉，从小到大走了二十三年的路，开门，换鞋，把盲杖靠放在玄关，把背包放在旁边固定的位置。

她已经养成了无数这样的小习惯，每一个都是为了在混沌的世界里活得流畅一点。

客厅很安静。多贝坐在沙发上，没有开灯——开不开对她来说没有区别。

第一个电话打给妈妈。

林漱石接起来的时候声音是哑的，背景音里有翻倒椅子的动静，有急促的脚步声，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、被捂住话筒的哽咽。

“妈妈马上订机票。”林漱石的声音在发抖，“妈妈马上就回来。”

第二个电话打给菲利克斯。他接得很快，周围很安静，应该是在画廊办公室。

“多贝？”

她复述了一遍。

电话那头传来什么东西被碰倒的声音——也许是笔筒，也许是咖啡杯。然后她听见菲利克斯的哭声和吸鼻子的抽气声。

“宝贝，你在哪？需要我做什么？我现在就去接你——”

“爸爸，我在家呢。”她打断他，“你不要急，慢慢来。”

“……好。”菲利克斯哽咽着，“好。”

她挂断电话。

窗外的光线从她仅有光感的视野里渗进来，像一片温吞的、没有形状的雾。

她给莉娜、马克斯、托马斯发了消息，还没有回复，大概都在上课。

她安静地坐着，倚在沙发靠背上。

2002年12月27日到2003年十一月25日。

啊，原来已经过去十一个月了。

十一个月前，她在舅舅的工作室里，看他把一枚锈蚀的齿轮放进清洗液。她听见妈妈和舅舅的声音从平和转向尖锐。

她走过去，然后意外发生了。

现在她坐在施瓦宾格的家里，等待一场手术。

这十一个月好像很短。短到她还能清晰地记得铬酸洗液溅入眼睛时那一瞬间的冰凉和剧痛，记得爸爸从德国赶来、在医院走廊里抱着她哭得像个孩子，记得她第一次拿起盲杖时手指的僵硬和羞耻。

这十一个月又好像很长。长到她认识了格吕恩教授，从“暂时失明的建筑系学生”变成了“翻译官”；长到她习惯了盲文键盘的触感和旁白的语速，习惯了用听觉和触觉认识世界；长到她有了新的朋友——托马斯，还有……菲利普。

她想起奥林匹克公园那个傍晚。

她缩在长椅上，把脸埋进莫提玛的绒毛里，哭得乱七八糟。然后有人递过来一张纸巾，问她“你为什么哭”。

她说了很多很多。讲意外，讲家人，讲新的研究方向。以及在最后没藏住的那句“我确实会怨恨”。

然后那个人说：“这很正常。有时候，人们得允许自己当一会儿混蛋。”

多贝坐在沙发上，对着空无一人的客厅，突然笑了一下。

她摸出手机，在旁白的辅助下，她找到那个熟悉的对话框。

她按住语音键，语气里有一点刻意的轻松——像在分享一个普通的、值得庆祝的好消息：

“我排到眼角膜了，很快我就复明啦！”

停顿。

“也许我可以去现场看你的比赛了。嘿！能不能给我安排个好位置？”

发送。

她把手机扔在沙发上，仰起头，眼睛对着天花板的方向。

她还记得客厅的顶灯是爸爸跑了好多家厂商定制的鹿角吊灯，他亲自设计的。每次家里来客人，他都要得意洋洋地介绍这盏灯的设计理念，多贝已经听到耳朵起茧。

上次看见它是什么时候？

她努力回想，但想不起来了。

反正是失明前的某一天，某个普通的傍晚，某个毫不起眼的、以为明天也会一样的瞬间。

窗外的光线正在变淡，十一月慕尼黑的白天很短。

她坐在渐渐沉入黑暗的客厅里。

等着家人和朋友的消息，等着明天，等着那个她几乎已经不再刻意等待、却终于到来的时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