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昆明前我死气白咧去找虞啸卿借钱，说是差旅费不够，他抬手就要打我，我忙抬手去挡，但落下来时只是狠狠捏了捏我的脸，问：“你的脸皮怎么这么厚？”

我仍捂着脸，委屈道：“法币贬值得厉害嘛，昆明物价高的咧！”

他现在看上去极想踹我，看着我的神情像看个公款旅游还吃喝的腐败分子。可我是找虞啸卿借钱，又不是挪用公款，故而顶多沾上一点生活奢靡，谈不上贪污腐败。

我只好继续磨他：“我给你又当参谋又当副官，你只发我一份工资，这叫剥削！你还欠我很多加班费外勤费咧！”

虞啸卿眼皮抽了抽，“哪来那么多歪理？当心让宪兵抓进去！”

大概是封口费，他在裤兜里掏了掏，掏出一把皱巴巴的法币塞给我。这大少爷家境殷实的很，军饷放在他口袋里也是贬值，还不如我替他花出去！

我欢天喜地跑出去，留下一句：“下个月发了饷就还你！”话是这么说的，可薅地主少爷的羊毛我才不还呢！

多亏了这笔钱，我在昆明的裁缝铺订了一套极好的衫裙：淡粉色缎子面小衫，衣身绣着紫色的芍药和花蝴蝶，裙子是素白的筒裙，裙摆绣了一枝桃花，还有点点纷落的花瓣。

第二天上完课我到裁缝铺取了这套衣服，换好衫裙，就到翠湖去等澹台玮。

今天的春风格外和暖，就像回到了我在长沙读书的日子，野花一簇一簇开着，在明媚的阳光下闪着光亮，遍地醉人春风……

我喝完一杯茶，澹台玮来了。跟他一起的还有几个同学，他一一向我介绍：“这是我的表哥严颖书，六月就毕业了。这是我的表妹孟灵己，今年高三，也要考联大。这是我的表弟孟合己，刚上初中。”

我扑哧笑出来：“你怎么这么多表亲？”

他忙解释说：“我母亲姊妹三个人，关系都是极好的。我们在一起上学，不上学时也在一起。”

这话说完，其他人也跟着笑起来。我问：“他是不是平常也这么死心眼？”

孟灵己咯咯笑起来：“玮玮哥实诚得很！”闹得他有些不好意思，白净的脸红了起来。

我们一起往西南联大走去。途中他们又问我学生从军都做些什么，我说每天都在写报告，做文书工作，或者帮长官跑跑腿。长官们都不愿派我们上战场，说战后的建设我们还要派上大用场。

澹台玮说：“当译员，肯定是要上战场的。”

“可不是拿着枪往上冲的那种，他们都不让我们往上冲。”我纠正道，“只不过仗打到最后，每个人都得往里填——那是十分危机的情况了。”

我又想起跟死啦死啦一起冲南天门。不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，是不是又去军需官家里做鸭？我望着昆明湛蓝的天空和遍地的野花，总觉得他离我很远，很远……我已经抓不到他了。

他们又让我讲打仗。我觉得在这些学生面前讲打仗总逃不过吹嘘的嫌疑，可一年前我还跟他们一样，也是学生，想起来还真是如同隔世。

我从在缅甸遇到死啦死啦讲起，讲他如何带着我们一伙散兵游勇打到机场去，从英国佬那狠敲了一笔，然后再一路打回国。他们都很爱听，因为这些故事讲起来就像传说，而死啦死啦无疑是传说中从天而降的战神。可是讲到南天门，他们都哭了。

严颖书问我，能不能到三青团去演讲，鼓舞同学们走上抗日前线。

我立刻打了退堂鼓。虽然鼓励学生从军是好的，可对三青团仍畏而远之。他们吸收爱国学生，却把爱国学生带上了一条不归之路。那年代政治斗争已经畸形，成了某种类似宗教团体的东西。宗教信仰排斥理性，当全社会都摒弃了理性，就会出现动乱和浩劫。